每到週日的晚上，你倒在電腦前、被窩裡、沙發上，等待週一。到了那時，你必須勞動，去做那些你並不那麼喜歡的事情。有什麼比這更苦悶的時刻嗎？
我們一週犧牲40小時的自由，只是為了生活。不只是為了存活，也為了享用我們值得的自由：旅遊與吃美食、來瓶好酒抽抽水菸、看《波希米亞狂想曲》、花點時間參與政治活動。
當我們勞動，我們得到金錢作為報酬，同時為社會生產出更多產品。在人們的勞動下，金錢可以換取的產品變得更豐富，我們的生活更便利與富足。
我們所在的社會，至少是一個這樣的經濟共同體。但還不只如此。
費希特：國家應介入貧窮
要獲得金錢、使用金錢、享受生活，理想上，要以國家保護的自由作為條件，包括：我知道的錢不會被搶、當我付錢時有辦法買到東西、我不會在去看電影的路上被殺掉。
為了這樣的目的，我們將一部分金錢交給政府，讓政府保障我們的金錢，更廣義地說，保障我們的自由。
但即使是這樣，我們也不見得就可以擁有自由。在我們之中，有些人並不是那麼幸運或是有能力，他們成為了遊民、乞丐。那些在貧窮線以下的人，就連存活都成了問題。
如果我們認為「國家應該幫助貧窮者」，我們就有了福利國家的理念。但為什麼國家可以這麼做？為什麼社會可以向富人強制徵收財產來援助窮人？
康德的後繼者之一，費希特（Johann Gottlieb Fichte），在18世紀末、19世紀初時給了這樣的一個論證：
- 財產權是包括共同體所有成員在內的契約；
- 財產權契約以「成員都能依財產權來存續與生活」作為主要條件，而非「成員能享用所有勞動所得」；
- 共同體必須透過強制力確保財產權的條件，來確保契約不被取消；
- 因此，國家有強制力及責任徵收富人的錢交給窮人。
- 然而，為什麼財產權需要以「成員都能依財產權來存續與生活」作為主要條件？
財產權的條件：我們能靠財產生活
首先，財產權要成立，並不是你覺得自己擁有財產就夠了，還需要整個共同體的配合和認可。光是宣稱「我口袋裡有200元」，不代表你真的擁有那些錢，還得確保：這個社會同意你可以隨意處置該財產，而且只有你可以決定怎麼處置它。
在費希特看來，財產權是一種全員的契約，並且是共同體中成員所必備擁有以用來永續生存的基本權利。國家有責任行使強制力確保這些權利。
有些人（其他契約論者）可能就說到這裡，然而費希特更進一步指出，事實上財產權契約還有一個條件：會同意這個契約，是因為我能擁有足夠的財產，足以支持我活下去。也就是說，要是我發現我沒有勞動力來讓我獲取足夠財產，我打從一開始就不會支持財產權契約，我可能會支持另一個契約：大家都用搶的吧。
因此，當我沒有足夠財產的時候，我的財產權契約就面臨取消的境況，那麼此時，費希特認為，國家就有責任以強制力介入，就像是國家有責任以強制力預防竊盜、強搶一樣。
如果費希特是對的，那麼，當國家是以重視財產權的方式建立起來，「能依財產權來存續與生活」就是基本人權。
預防貧窮：全民基本收入
當我們落入貧窮，其他成員會支援我們。但是我們並不想落入貧窮（因為我們也有責任透過勞動讓自己存活下去，並且幫助他人），那我們就必須勞動。
但在今天，工業發達的國家出現了被稱作「技術性失業」的現象：生產技術的發展造成對人力的大幅度節約，社會上的工作不足，使得找到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。
我們無法勞動。廣泛的無法勞動造成廣泛的貧窮。
更清楚地說，共同體的技術性失業，明確地讓能透過勞動來防止落入貧窮的機會消失了。這個結果不只是經濟上的困境，對於費西特這類契約論者來說，也是政治哲學上的困境：技術性失業讓社會上的一大群人的財產權契約面臨失效，對於這群人來說，放棄財產權契約，接納「大家來搶吧！」契約，成為越來越理性的選項。
當社會更加富裕、貧窮更加廣泛、生產效率大過社會的需求，一種新的經濟分配構想便被提出，即「全民基本收入（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，UBI）」。並非對貧窮者發放基本生活開支，而是對所有成員發放一筆基本收入。
也就是說，UBI的目的並非是補貼窮人，而是因應這個結構性的改變，透過發放一筆讓人不會落入貧窮的收入，來讓人不會因此落入貧窮。身為近年熱門的題目，UBI的倡議者也致力於回答各種擔憂，例如不勞而獲的正當性，並強調UBI可望解決一般福利政策難以觸及的問題。
雖然費希特並未考慮過這種分配模式（畢竟他並未想見，機器取代人力的方式會如此發展），但其實，我們會發現這種方式要比強制徵收富人來援助窮人，更加保障他的財產權契約。福利國家是使窮人「恢復」財產權，但全民基本收入是使人根本不會落入貧窮。
當康德主張「富人並不『援助』窮人，而只是把本來就該是他們的東西還給他們。」UBI說得更進一步：別讓任何人變成窮人。
本文首次刊登於鳴人堂烙哲學專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