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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ott A. Shalkowski, IBE, GMR, and Metaphysical Projects

Posted on:2024年6月11日 at 下午07:53
Scott A. Shalkowski, IBE, GMR, and Metaphysical Projects

一些形上學家訴諸最佳解釋推論(IBE,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)來支持他的主張,像是 David Lewis 在 On the Plurality of the Worlds 中所做的那樣。


最佳理論的條件不包括真理在內,這是為了避免 IBE 的丐題。但這裡的條件雖然不包括真理,依然是真理的標誌(makers of truth),像是簡單性、一致性、訊息內容、解釋力等。

Peter Lipton 提出了構成最佳理論的各種條件與真理相聯繫的理由。被如此判斷的理論已經以充分的一致性被證明為真理論,而其他競爭對手擁有較少的理論德性,基於過去從最佳理論到真理論的可靠實例,IBE 是可靠的。這樣的後設論證是歸納性的。

但即便如此,後設論證依然有丐題風險。如果最佳理論的條件只是工具性德性( instrumental virtue),便會有這樣的問題。因為從歷史來看,並未證明工具性德性足以推出真理。

如果 IBE 要是可靠的推論形式,我們必須有一些方法確定基於 IBE 推斷出的理論確實為真。但若不是這樣,就無法對 IBE 進行歸納性辯護。


對 IBE 的擁護者,應該將科學實在論者和反實在論者區分開來。

實在論者主張,當我們使用 IBE 推斷出原子結構類似於我們的太陽系,根據可檢驗案例的類比,實在論者推理我們使用 IBE 得出關於不可觀察對象的結論時是可接受的。

然而,反實在論者則會拒絕涉及不可觀察實體時的 IBE 是有道理的。經驗主義者主張,我們目前還沒有非丐題的理由來指出 IBE 在涉及不可觀察事物時是可靠的。我們對此沒有任何平行的獨立可知性(parallel independent access)。


Shalkowski 表示,我們對 IBE 的興趣並不在於它對不可觀察事物的實在論承諾的支持有多重要,而是在於它對形上學前景的關係。擔心的是,哲學的許多問題(包括大部分形上學)會不會如 Wittgenstein 和邏輯實證論者主張的那樣,奠基於將無意義的東西誤認為有意義的缺陷。

問題在於,當概念分析的興盛時代已經過去,現在的哲學家究竟在做什麼?意義又是什麼?

對此問題,David Lewis 明確表示,他的形上學主張應該以類似於科學主張的方式得到證明。Lewis 將哲學和科學的連續性抱持 Quine 式的思想。他認為數字和集合等數學對象的本體論承諾之所以合理,是因為引用這些實體是我們最好的科學理論所不可或缺的。

因此,他認為 IBE 可以用來證明形上學理論。他發現真正的模態實在論 (GMR,Genuine Modal Realism) 是一個簡單、一致、系統性且強大的全面性的形上學,因此它比任何競爭對手都值得我們認可。

麻煩的是這種推論違反了經驗主義的謹慎態度,因為其非演繹性無法確保它的全然可靠性。並且 IBE 看似沒有任何的先驗證明,唯一的後驗證明則依賴於 IBE 應用於可觀察對象的領域,無法確認是否可以推用至不可觀察對象(所有的形上學對象都在這裡)的領域。


另一個細節是,在 Lewis 對 GMR 的辯護中,它並非在其所解釋的每個領域中都是最佳理論,而是總體來說,他可能在一系列中的德性中表現得最佳。

GMR 因此必須提供足夠合理的解釋,說明在每個給定領域中的每個所提議解釋,都有足夠的規範判定何者會是更佳的。但在這其中確實有其阻礙。

譬如,Lewis 的 GMR 將命題看成性質,而它們是可能世界的集合。它有方便之處,但也有不便之處:無條件必然的命題有相同的世界集合、無條件不可能的命題也有相同的世界集合。普遍例現的性質會是普遍的 GMR 個體的集合。必然共延性的性質崩塌成為一個性質,它們都是相同的個體集合。不可能例現的性質會是 GMR 個體的空集。

再來是,命題作為信念的內容和真理的承載者,GMR 的故事看起來是錯誤的東西。我們在構造複合命題的時候,像是在使用類比語言或是誤導。對於相信命題實體的來說,他可能不願意接受這是一個集合。集合不像是具有真值,但命題的存在理由就是作為具有真值的東西。


在討論 GMR 的人中,常觀察到一個哲學家的 modus ponens 是另一個哲學家的 modus tollens。如果有人認為 GMR 的本體論令人滿意,並認為它確實在一定範圍內提供夠好的解釋,那 modus ponens 會是有道理的,畢竟你已支付了本體論的代價。但 IBE 策略實際上會阻止我們這麼做,我們應該在確信它提供的逐步故事在每個層面上都足夠好,來構成 GMR 是最佳解釋前,我們不該先支付本體論代價。

但 modus ponens / modus tollens 問題也出現在每個逐步案例的判斷中。把命題當成集合到底是不是可接受的?哪一個需要優先被肯定?


Shalkowski 結論,Lewis 路線會是一條死路。但他認為我們有其他選擇。


除了 Jackson 的路線外,同情 Lewis 的人可以回到分析傳統來,將哲學問題解釋為關於概念分析的問題。但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後,我們的問題和答案會缺乏有用的規範。如果概念的內容僅限於哲學分析活動前對概念的理解,那麼會有不確定性的風險。

為此,我們可以放寬概念內容對我們具透明性的約束,亦即並非所有意義都在心靈中,而是多少依賴於外在內容。這會讓語義學與知識論合併。外在論的證明理論可能在我們對知識的解釋中發揮作用,但也不能只有這個,至少在從事哲學活動時,我們需要對證明具有內在可知的洞悉性,來進行理論化。

無論如何,概念分析相對於 IBE 論證更有優勢,它依賴於先驗性。意義和分析的內在論解釋只依賴先驗,拒絕實質形上學(substantive metaphysics),而外在論解釋則允許它。


Shalkowski 認為,我們在這裡又回到哲學的經典路線分歧: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,概念分析與實質形上學。

形上學家要關注三個問題:一是提出形上學解釋的適當空間,在種種論題上的答案取決於適當解釋的要求,以及形上學是否提供了解釋。二是分歧該如何解決,一些擔憂並沒有得到充分闡明,各理論有各自的解釋要求。三是解釋的數據範圍在哪裡,不同的數據範圍可能會預先排除一些理論是合格的。

Shalkowski 將這三個問題的關注表述為 kantian 的框架。有了關於需要解釋什麼、適當解釋的形式和需要解釋的數據的良好理論,我們能夠辨別何時應該追求某些可觀察事物或某些智力活動(如模態化)的必要先決條件。這會讓 IBE 變得不必要,形上學會有新的理論建構基礎,並且不需要觀察上的可知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