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形上學家訴諸最佳解釋推論（IBE，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）來支持他的主張，像是 David Lewis 在 On the Plurality of the Worlds 中所做的那樣。
最佳理論的條件不包括真理在內，這是為了避免 IBE 的丐題。但這裡的條件雖然不包括真理，依然是真理的標誌（makers of truth），像是簡單性、一致性、訊息內容、解釋力等。
Peter Lipton 提出了構成最佳理論的各種條件與真理相聯繫的理由。被如此判斷的理論已經以充分的一致性被證明為真理論，而其他競爭對手擁有較少的理論德性，基於過去從最佳理論到真理論的可靠實例，IBE 是可靠的。這樣的後設論證是歸納性的。
但即便如此，後設論證依然有丐題風險。如果最佳理論的條件只是工具性德性（ instrumental virtue），便會有這樣的問題。因為從歷史來看，並未證明工具性德性足以推出真理。
如果 IBE 要是可靠的推論形式，我們必須有一些方法確定基於 IBE 推斷出的理論確實為真。但若不是這樣，就無法對 IBE 進行歸納性辯護。
對 IBE 的擁護者，應該將科學實在論者和反實在論者區分開來。
實在論者主張，當我們使用 IBE 推斷出原子結構類似於我們的太陽系，根據可檢驗案例的類比，實在論者推理我們使用 IBE 得出關於不可觀察對象的結論時是可接受的。
然而，反實在論者則會拒絕涉及不可觀察實體時的 IBE 是有道理的。經驗主義者主張，我們目前還沒有非丐題的理由來指出 IBE 在涉及不可觀察事物時是可靠的。我們對此沒有任何平行的獨立可知性（parallel independent access）。
Shalkowski 表示，我們對 IBE 的興趣並不在於它對不可觀察事物的實在論承諾的支持有多重要，而是在於它對形上學前景的關係。擔心的是，哲學的許多問題（包括大部分形上學）會不會如 Wittgenstein 和邏輯實證論者主張的那樣，奠基於將無意義的東西誤認為有意義的缺陷。
問題在於，當概念分析的興盛時代已經過去，現在的哲學家究竟在做什麼？意義又是什麼？
對此問題，David Lewis 明確表示，他的形上學主張應該以類似於科學主張的方式得到證明。Lewis 將哲學和科學的連續性抱持 Quine 式的思想。他認為數字和集合等數學對象的本體論承諾之所以合理，是因為引用這些實體是我們最好的科學理論所不可或缺的。
因此，他認為 IBE 可以用來證明形上學理論。他發現真正的模態實在論 (GMR，Genuine Modal Realism) 是一個簡單、一致、系統性且強大的全面性的形上學，因此它比任何競爭對手都值得我們認可。
麻煩的是這種推論違反了經驗主義的謹慎態度，因為其非演繹性無法確保它的全然可靠性。並且 IBE 看似沒有任何的先驗證明，唯一的後驗證明則依賴於 IBE 應用於可觀察對象的領域，無法確認是否可以推用至不可觀察對象（所有的形上學對象都在這裡）的領域。
另一個細節是，在 Lewis 對 GMR 的辯護中，它並非在其所解釋的每個領域中都是最佳理論，而是總體來說，他可能在一系列中的德性中表現得最佳。
GMR 因此必須提供足夠合理的解釋，說明在每個給定領域中的每個所提議解釋，都有足夠的規範判定何者會是更佳的。但在這其中確實有其阻礙。
譬如，Lewis 的 GMR 將命題看成性質，而它們是可能世界的集合。它有方便之處，但也有不便之處：無條件必然的命題有相同的世界集合、無條件不可能的命題也有相同的世界集合。普遍例現的性質會是普遍的 GMR 個體的集合。必然共延性的性質崩塌成為一個性質，它們都是相同的個體集合。不可能例現的性質會是 GMR 個體的空集。
再來是，命題作為信念的內容和真理的承載者，GMR 的故事看起來是錯誤的東西。我們在構造複合命題的時候，像是在使用類比語言或是誤導。對於相信命題實體的來說，他可能不願意接受這是一個集合。集合不像是具有真值，但命題的存在理由就是作為具有真值的東西。
在討論 GMR 的人中，常觀察到一個哲學家的 modus ponens 是另一個哲學家的 modus tollens。如果有人認為 GMR 的本體論令人滿意，並認為它確實在一定範圍內提供夠好的解釋，那 modus ponens 會是有道理的，畢竟你已支付了本體論的代價。但 IBE 策略實際上會阻止我們這麼做，我們應該在確信它提供的逐步故事在每個層面上都足夠好，來構成 GMR 是最佳解釋前，我們不該先支付本體論代價。
但 modus ponens / modus tollens 問題也出現在每個逐步案例的判斷中。把命題當成集合到底是不是可接受的？哪一個需要優先被肯定？
Shalkowski 結論，Lewis 路線會是一條死路。但他認為我們有其他選擇。
除了 Jackson 的路線外，同情 Lewis 的人可以回到分析傳統來，將哲學問題解釋為關於概念分析的問題。但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後，我們的問題和答案會缺乏有用的規範。如果概念的內容僅限於哲學分析活動前對概念的理解，那麼會有不確定性的風險。
為此，我們可以放寬概念內容對我們具透明性的約束，亦即並非所有意義都在心靈中，而是多少依賴於外在內容。這會讓語義學與知識論合併。外在論的證明理論可能在我們對知識的解釋中發揮作用，但也不能只有這個，至少在從事哲學活動時，我們需要對證明具有內在可知的洞悉性，來進行理論化。
無論如何，概念分析相對於 IBE 論證更有優勢，它依賴於先驗性。意義和分析的內在論解釋只依賴先驗，拒絕實質形上學（substantive metaphysics），而外在論解釋則允許它。
Shalkowski 認為，我們在這裡又回到哲學的經典路線分歧：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，概念分析與實質形上學。
形上學家要關注三個問題：一是提出形上學解釋的適當空間，在種種論題上的答案取決於適當解釋的要求，以及形上學是否提供了解釋。二是分歧該如何解決，一些擔憂並沒有得到充分闡明，各理論有各自的解釋要求。三是解釋的數據範圍在哪裡，不同的數據範圍可能會預先排除一些理論是合格的。
Shalkowski 將這三個問題的關注表述為 kantian 的框架。有了關於需要解釋什麼、適當解釋的形式和需要解釋的數據的良好理論，我們能夠辨別何時應該追求某些可觀察事物或某些智力活動（如模態化）的必要先決條件。這會讓 IBE 變得不必要，形上學會有新的理論建構基礎，並且不需要觀察上的可知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