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談死刑,不是以一個廢除死刑者/支持死刑者的立場,而是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,來指出一種支持死刑的觀點。這種觀點相當單薄,也因此非常通俗,我認為,它代表了一種一般意見。

這種理論不乏背書者,但卻沒有幾個頭腦清楚的人願意說清楚——沒有什麼能比這種思想更值得釐清,它代表的是某種由不反思者所貢獻的意識型態。

我要批判什麼?

在支持死刑者裡面,有兩種常見的理論,一種是死刑的嚇阻論,另一種則是應報論

死刑的嚇阻論主張:應該要有死刑,因為死刑對於嚇阻極端犯罪是不可取代的。而應報論主張的則是:死刑應該存在,因為殺人(或更嚴重的行為)償命才合乎正義。

有趣的是,支持死刑者中,有一種人是反對上述這種觀點的,他們說:不要跟我在高空談死刑問題。

他們有些人也認為死刑有「嚇阻效果」,但他們所說的嚇阻效果顯然是不可量化的、非科學的。對於他們來說,這類似於說死刑是必要的報應,只關乎個人的行為處境,而不是任何在政治和經濟學考量上的東西。

死刑嚇阻論者,帶有顯然的冷靜和理智,他們對於談數據、談個體行為、談犯罪心理是持開放態度的。應報論者,則有一套主張的正義理論,高明的應報論者,他們的正義理論不只用於解釋死刑,甚至也可用於其他法律問題與政治問題。

這種人就不是如此了,他們以絕對的獨斷想表達的是: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,這些人就是該死。

他們除了是洞察者,更是親切的說故事者。他們很少論及死刑如何合乎正義,反而張開雙手邀請你:幹,不要在那邊高談闊論了,聽我說個該死之人的故事吧。

這些人出沒在各大討論區、各個討論串、各個討論死刑的文章,不斷地岔題、不斷地要求人「閉嘴」。像是主張,對於死刑,社會還是不要太認真反思和進行公共討論好了。

這種種引起了我的好奇:對於他們來說,死刑的意義究竟是什麼?

「你看過地獄嗎?」:何謂「報應論」

我所看到的這些人,他們的主張類似應報論,卻又不是應報論。

應報論主張「死刑應該存在,因為殺人償命才合乎正義。」但這種人不談抽象的正義,他們更常訴諸的不是爭論「什麼是正義」,而是發問「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事情,你還有辦法這樣談論正義嗎?你還會主張廢除死刑嗎?」比起說「殺死殺人犯才是合乎正義的」,他們更常去說「殺人償命,天經地義」。

2015年6月1日的《54新觀點》,節目企劃找了三兩名嘴來節目上罵苗博雅。他們由於知道廢死方勢單力薄,因此無論在內涵還是在實際表現上,都表現得十分缺乏素養,藉此平衡了雙方的立場,稱得上是一個成功的節目。

在這個節目中,四處充滿了我上述談論的「反高談闊論者」的味道,甚至有人主張「不要跟我談數據/理論,我們是做實務的」之類的言論。有一名名嘴,甚至憤恨地質問苗博雅:「你看過地獄嗎?」

我認真聆聽了這種意見一陣子,說不定,比他們聆聽自己人的意見還更認真。我發覺,他們按照兩個面向的需求來主張死刑的必要性:

  1. 無辜者處境的需求:對於無辜者來說,他們有死刑才有可能(雖然還不一定能)正確回應的情緒;
  2. 社會環境的需求:對於大眾來說,社會上必須存在現世報,讓罪大惡極者得以遭受。

我將「透過上述需要來主張死刑必要性」的理論,稱為「通俗的應報論」,或者更簡明地稱作「報應論1」。

報應論的核心:詮釋「死刑故事」的責任

報應論的特色在:它將共感作為必要條件,甚至作為道德要求。

此特色經常反應在兩種面向上,這要求和上述的需求與事實陳述是相關的:

  1. 無辜者處境的條件:死刑犯必須是不可同情的罪人。因此我們不應該同情死刑犯(你應該只站在被害者的立場想);
  2. 社會環境的條件:此事必須是社會所不能容忍的。因此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,我們應該為「此事」感到悲憤、抱持仇恨。

藉此,我們可以看到,在詮釋、討論死刑的事件中,應報論者認為最理想的死刑故事,應該具有以下特色:

不可以同情死刑犯,應該選擇同情被害者;知道此事者,不可以無感,應該悲憤或者仇恨。主張「我不在乎」者,要嘛價值觀有問題,要嘛道德有問題。

若我們了解此兩個條件,我們便可以明瞭,為何報應論者反對「高談闊論」:因為高談闊論太疏離了、太遠離地獄了、太不近人情了、太不同情被害者了。甚至,最核心的:高談闊論正在破壞、扭曲、替換死刑故事的詮釋

媒體或是其他見證人,在這裡往往也扮演了強化故事者的角色,往往協助社會將死刑犯塑造成不可同情的,包括透過照片和文字捕捉他的不知悔改、笑屁、狂言等。

死刑故事應該和死刑同時成立,因為,只有滿足死刑故事者,才應該、也必須判死刑(他們甚至認為,在道德評價上他們比法官更為「專業」);也只有死刑者,才足以滿足死刑故事。

對報應論者來說,對於死刑者或罪大惡極的犯罪,去滿足死刑故事的詮釋要求,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義務。如果你選擇不這樣詮釋死刑故事,他們可能會問:啊幹,如果死的是你的家人呢?

死刑的意義:消滅慾望與現世報

總結來說,報應論者所設想的死刑故事,必須具備以下環節:

  1. 人民:和我們一樣平凡的(可同情的),無辜的被害者;
  2. 惡行惡狀的惡人:和我們不一樣的(不可同情的),罪大惡極的犯罪者;
  3. 惡報:惡人終於受死。

顯然對於死刑故事與死刑犯的詮釋,這裡有一個循環存在:

  1. 一個人的罪行要是罪大惡極的,那麼他必須是不可同情的;
  2. 一個人的罪行如果是不可同情的,則它是罪大惡極的。

這循環不一定意味矛盾,而是揭露了,死刑犯的不道德處境是可以被媒體與名嘴所強化的,甚至可以在法院尚未判決的時候進行先行的社會公審。而報應論者,也樂意透過這些道德主張去證成政治主張。

報應論者最常見的特色,在於他們從不把死刑問題看成政治問題,而是看成道德問題;不看成司法問題,而看成通俗的道德審判問題。他們依此並不介意動用私刑,極端者甚至同意動用其他酷刑。他們主張死刑應該存在,因為這樣的報應必須存在。

死刑故事的條件達到以後,報應論者反覆聲稱的,便是先前提過的兩個主要命題,也是報應論的基本公設:

  1. 無辜者處境的需求:對於無辜者來說,他們有死刑才有可能(雖然還不一定能)正確回應的情緒;
  2. 社會環境的需求:對於大眾來說,社會上必須存在現世報,讓罪大惡極者得以遭受。

如果有人反對「需求2」,報應論者便會重新指出報應式的嚇阻論,重新主張現世報的必要性:若沒有這樣的報應,這些罪大惡極者就無人能規範了。這裡和一切數據、經濟理論、行為理論都沒關係,光憑藉「如果我是犯罪者」的共感就可以證成。

如果有人反對「需求1」,報應論者便會主張:請你去「想一想被害家屬的心情」、講個超可怕的殺人故事(寫個這樣的故事還不容易嗎?)給你聽、寄殘酷的屍體照片給你。他們要做的就是召喚「唯有死刑才能正確回應的情緒」,也就是仇恨與恐懼。依此,他們期待對於罪大惡極的、不可同情的罪犯,對於不可原諒的極高規格的罪惡,我們心中原始的消滅慾望能被喚起,讓死刑透過這種情緒而被證成。

因此,對於報應論者而言,死刑的意義在於兩個:一個是,那種對於罪大惡極者的仇恨與恐懼,唯有死刑能夠合法地平復;另一個則是,如果沒有死刑,對於極端犯罪者來說,就沒有可以稱得上合比例的報應了。


  1. 有些人也許也會用「報應論」來指稱我所說的「應報論」,但在這裡,我指出的「報應論」將比他們的「報應論」(我所謂的「應報論」)更配得上使用「報應」這個字,它更加符合民間對「報應」的用法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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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on August 30, 2017